Binance在中国,从野蛮生长到合规退场,用户何去何从

投稿 2026-02-19 4:21 点击数: 2

在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版图中,币安(Binance)曾是当之无愧的“巨无霸”,其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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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人赵长鹏(CZ)更是凭借“币安帝国”登上加密货币首富宝座,这个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中国故事,却充满了政策博弈、合规转型与用户迁徙的曲折轨迹,从最初的无序涌入,到监管重拳下的逐步退出,再到如今中国用户通过“场外交易”“合规出海”等方式曲线参与,Binance在中国的使用史,恰是中国加密货币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的缩影。

野蛮生长:政策真空期的“流量密码”(2017-2020)

2017年是加密货币在中国的“高光时刻”,随着比特币价格首次突破万元,市场情绪被彻底点燃,而彼时的币安凭借“全球领先的交易体验”“低手续费”“多币种支持”等优势,迅速成为中国用户的首选平台。

据当时第三方数据统计,2017-2018年,币安的用户中有超过30%来自中国,许多投资者通过“翻墙”“虚拟IP”等方式注册账户,参与BTC、ETH等主流币种的交易,彼时的币安,甚至一度推出针对中文用户的“中文客服”“微信社群”,并在国内多地举办线下见面会,被视为“中国加密货币用户的娘家”。

这种“野蛮生长”的背后,是监管政策的空白与风险的累积,2017年9月,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《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》(即“94禁令”),首次明确ICO(首次代币发行)为非法融资,要求各平台立即停止法币交易业务,尽管币安当时已将服务器迁至海外,但“94禁令”仍为其在中国的业务敲响警钟——用户无法直接通过银行渠道充值法币,场外交易(OTC)成为灰色地带,而洗钱、诈骗、价格操纵等风险也开始暴露。

监管重拳:从“清退用户”到“退出中国”(2021-2022)

2021年是中国加密货币监管的“转折年”,随着DeFi(去中心化金融)、NFT(非同质化代币)等新概念兴起,市场投机情绪再度高涨,监管层决心彻底整治行业乱象。

2021年5月,国务院金融委提出“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,坚决防范个体风险向社会领域传递”;随后,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(即“924新规”),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,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,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。

作为全球最大交易所,币安成为监管重点关照对象,2021年6月,币安发布公告,宣布“不再为中国大陆地区用户提供服务”,要求现有用户在2021年年底前完成清退,公告中提到,“币安将严格遵守各国法律法规,尊重各国监管政策”,此后,币安逐步关闭了中国大陆用户的注册通道,限制现有账户的提币功能,并下架了中文语言支持。

监管层的“组合拳”效果显著:据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数据,2021年下半年,中国加密货币交易量较峰值下降超过90%,大量用户被迫撤离或转向地下渠道,币安的“主动清退”,既是对监管政策的回应,也是为了避免重蹈其他交易所“被围剿”的覆辙。

曲线求生:中国用户的“场外”与“出海”之路

尽管币安正式退出中国市场,但仍有大量投资者对其“依依不舍”,在“924新规”后,中国用户参与币安交易的方式逐渐分化,形成了一条充满灰色地带的“曲线求生”路径。

场外交易(OTC):最后的“法币入口”
场外交易成为用户连接币安与法币的主要桥梁,在币安平台上,用户可以通过OTC市场与“商家”进行点对点交易,用人民币购买USDT(泰达币)等稳定币,再进入币安主网交易其他加密货币,OTC市场风险极高:商家可能跑路、账户可能被冻结、交易记录可能成为监管线索,2022年,多地警方通报破获“利用币安OTC洗钱”的案件,一些用户因“贪图高汇率”而遭遇诈骗,最终血本无归。

“搬砖套利”:利用汇率差的小众玩法
部分用户则通过“搬砖套利”参与币安交易:即在境外合规交易所(如香港持牌交易所)购买加密货币,再通过场外交易转移到币安平台,利用不同平台的价差获利,但这种操作对资金量和技术要求较高,且面临跨境资金流动的限制,普通用户难以参与。

合规出海:借道香港等“政策洼地”
2023年以来,香港推出“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牌照”(VASP)制度,允许合规交易所向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,部分中国用户开始通过“香港身份”或“合规券商”渠道,参与持牌交易所的交易,而币安也于2023年获得VASP牌照,成为香港首批合规交易所之一,这标志着中国用户参与加密货币交易,开始从“地下”走向“阳光”,但前提是必须遵守当地监管规则,如KYC(了解你的客户)、反洗钱(AML)等要求。

合规转型:币安的“中国式反思”与行业启示

币安在中国的经历,不仅是一部用户迁徙史,更是加密货币行业与监管博弈的典型案例,对币安而言,退出中国市场并非“失败”,而是全球化战略的必然选择——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,合规经营才是生存之本。

币安近年来已逐步剥离与中国市场的直接关联:关闭中文客服、下架中文APP、减少中国区营销活动,甚至将创始人赵长鹏的公开演讲重点从“推广加密货币”转向“区块链技术赋能”,这种“去中国化”策略,使其在欧美、东南亚等市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对中国用户而言,币安的退出也带来了深刻启示:加密货币交易并非“法外之地”,任何试图绕开监管的行为,最终都将面临风险,随着香港、新加坡等地区逐步建立完善的虚拟资产监管框架,中国用户的合规出海路径正在清晰——与其通过“灰色渠道”冒险,不如选择持牌平台,在合规框架内参与投资。

在规范与创新中寻找平衡

Binance在中国的故事,折射出加密货币行业在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:如何在技术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找到平衡点?对中国而言,严厉打击非法交易、防范金融风险是底线,但对区块链技术的探索与开放仍在继续,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和Web3.0技术的发展,中国或许会在“严监管”与“促创新”之间走出一条独特路径,而对普通用户而言,理性看待加密货币、远离非法交易、坚守合规底线,才是参与这场数字革命的最佳姿态。